摘要: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都是没有必然答案或唯一答案的终极问题。无论多么困难，终究能够解决的问题属于科学，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成为哲学问题。终极问题通常被认为属于哲学，但由于无法超越无穷性而不存在找到终极答案的方法，哲学反而回答不了哲学里的终极问题。如果非想要一个答案不可，就变成了神学。哲学必须是反思的，否则不是哲学，而反思的底色是怀疑论。怀疑论的基本方法就是悬搁，即对绝对或终极答案不置可否，以便理解本来就能够理解的事情。维特根斯坦提示了，哲学思考不是要去远方，而是留在原地。但人类还是永远向往不可能的“远方”。在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就是令人满意的错误答案。

关键词: 终极问题  幸福  生死  终极意义

一、秘密与不可知的答案

如果提问“人们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恐怕本身就是个愚蠢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又足够朴实——朴实的问题往往切中要害，因此还是值得一问。我忍不住要把一个关于如何“正确提问”的老故事再讲一遍。很久以前有个警察破案的半科幻电影，事关一起钻石失窃案。获得过分析哲学博士学位的警察局长让部下请教一台“无所不知”的人工智能，于是部下问“世界上有谁对钻石感兴趣”，人工智能回答“所有人”（everyone）。局长讥讽部下说，没有学过分析哲学的人，连正确提问都不会。局长亲自来问人工智能：“当且仅当，在万无一失的防护条件下，谁能够偷走钻石？”人工智能回答“不存在这样的人”（none）。部下偷笑，心想学了分析哲学还是不能正确提问。幸亏我们这里提问的是人们对什么“问题”感兴趣而不是人们对什么“事物”感兴趣——两者实有毫厘千里之别——否则当年属于科幻而今成为现实的人工智能比如ChatGPT恐怕会列出一个无穷清单，包括金钱和权力、自由和性、美貌和健康等等无数项目，可能还包括上天入地或穿越古今的超能力，甚至还会有隐身草什么的。很久以前有个关于隐身草的童话，有了隐身草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起来比金钱权力之类有趣得多。

人们对所有的“好东西”都感兴趣，人人都知道这个答案，人工智能也知道，所以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废问。除了财富、权力、自由和性资源之类，人类还有一种值得反思的特殊兴趣。很多人，甚至所有人，似乎都对“他人的生活”很有兴趣，很想知道他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与此相关，“他人之心”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不过，他人是否也有“心”，这件事情居然需要证明，听起来更像是笑话。无论如何，他人的生活确实是人类的特殊兴趣对象，但动物却未必感兴趣。尽管动物必须对作为生存条件和环境的“它者”做出反应或回应，但“它者生活”恐怕不是动物要去研究的知识对象——这样说对不对，最终要听生物学家的，这里先不管它。有趣的事实是，除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都非常想知道他人的生活，似乎是饶有趣味的秘密（其实大同小异）。可是为什么？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但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或基本策略是互相模仿，所以需要互相知道情况，不能知己知彼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互相模仿不仅是合作和协同的一种方法，也是竞争的一种方法，而互相模仿的结果是实现了优化还是恶化，要看具体情况。对于多数人来说，互相模仿能够形成生存的一致性而获得安全感（但经常是幻觉），因此人们看不惯与众不同的人。

与对事物的兴趣不同，人们对什么问题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更有趣一些，也更深刻。问题不是欲望对象，而是用来苦苦思考和反思的对象。思考是最辛苦的事情，在费脑的问题上投入时间经常没有回报，因此，需要苦苦反思的问题一般不会引起普遍的兴趣，人们懒得费力去思考。但确实有为数不多的问题虽百思不得其解，却使人念念不忘，比如生死。人们普遍最感兴趣的那些“终极”问题似可归类为哲学问题，但有些尴尬的是，哲学并没有能力回答那些终极之问。也就是说，哲学往往回答不了哲学问题。于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那些终极之问总会身不由己地通向宗教性的或神学的“答案”，尽管并不是真答案，而是人们自己事先期待的可心解释——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爱听的事情。宗教和迷信获得市场成功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众人心里的想法再告诉众人，于是皆大欢喜。有一点需要分辨，“宗教性”并非必须是“宗教的”。宗教性的解释属于开放状态的深刻思想，但宗教的解释却是封闭化的教义，两者有根本区别，例如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对宇宙有着宗教性的理解，但不需要宗教。也许说成“神学性的”解释更贴切一些。

那些最终只好通向神学解释的哲学问题之所以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是因为那些问题对于每个人都十分重要，不能错过，但这样说近乎废话。对此稍加反思，还可以分析出两个深层理由：其一，那些问题不仅对每个人很重要（这一点显而易见），而且对于每个人同样或同等重要，或者说，在那些问题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够无视那些问题，也没有人有任何特权可以超越那些问题，一个达到人人平等的问题就有加倍的重要性，例如死亡。宗教之所以普遍存在并且成为文化中一个不可减省的部分，就是因为那些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普遍问题需要答案而宗教给出了比科学和哲学更喜人的回答。其二，那些普遍问题涉及的事情是经验性的或“切身的”，可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一种经验能够解释那些问题，这意味着，那些问题的答案——如果有答案的话——只能是超验的，落在经验之外，甚至超出了理性的能力而落在理性之外（许多哲学家证明了理性的局限性，比如康德），于是就需要某种神学的解释了。如何寻找不可能找到的答案，人们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在此，思想也变成了艺术。在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上，哲学、宗教、艺术几乎是合一的。一个旁证：早期人类在觅食、生育之余，时间都给了试图表达不可见答案的宗教和艺术，可见人类早期思想的主要形式是幻觉，即宗教和艺术。据说现代人已经成为理性人，但还是没有理由充分自信，因为现代思想仍然多半是幻觉，只是从宗教的幻觉转为政治幻觉。

孔子天才地给出了人人最感兴趣的问题的一个可感指标：“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个指标暗含一个要点：作为一切事情终极答案之道是（几乎）不可能知道的，所以最想知道。据此可以说，回答不了的问题才是最好的问题，永远找不到的答案才是最好的答案。道不显现于能够知道的事情（形而下之器），按现代说法，不显现于经验知识，所以，道是形而上的（不可知的）。凡是人无法知道的，就特别想知道。与之不同，凡是动物不知道的事情，它们都不想知道。人类为何非要寻找那不可能知道的答案，如此心理冲动也属于不知道的事情。刘慈欣有篇小说借用“朝闻道”之名讲述了人类为了知道终极秘密而赌上生命的故事：人类科学家们宁愿在听完外星人讲解人类苦思而无解的“万物理论”之后被外星人处死。

秘密就是吸引力。广义的秘密包括绝对意义上不可能知道的“终极”真理即绝对秘密，也包括被故意掩盖的秘密（例如肯尼迪谋杀案或铁面人），或在时间里失落的秘密（例如恐龙灭绝）。不过那些隐藏的秘密不是绝对秘密，只是隐秘。大多数秘密都属于由于某种限制条件或偶然情况而实际上难以破解的隐秘，并非绝对意义上无法知道的绝对秘密。作为隐秘的秘密总有令人感叹的偶然性、命运感或悲剧性，是文学的叙事对象。人们虽然很想知道那些隐秘的故事，但如果非不让知道，也就算了，终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留下可以反复感叹的命运故事。凡是能够消化为故事的事情，都不是终极秘密。隐秘会在时间中贬值，总不让人知道的隐秘即使永远神秘也会慢慢失去魅力，久之就没有太多人那么想知道了。

真正没有答案的问题，才有永远的吸引力。可为什么只要是超验的问题就没有答案？或即使有答案也永远无法知道（效果上等于没有答案）？原则上说，那些终极问题有没有答案，也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一般的安慰性假定是，上帝（神）知道。可是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上帝，因此，关于最高存在的假定只有理论功能，并无实效。对于人来说，之所以无法知道，要点在于“无法”，想不出也找不到任何方法去知道终极答案。方法必须有可操作性，并且操作必有效果。

知识能力的有限性在于没有办法去认识“无穷性”或“无限性”（infinity）。终极真理必定是关于一切存在的真理，一切存在必定包括无穷多的可能世界，远大于实在世界，而要完全知道无穷多的可能世界，就必须有某种方法能够穷尽或遍历无穷多的可能世界，可是人类缺乏能够遍历无穷多的可能世界的方法。据说上帝有这样的能力和方法，但纯属假设，人类想不出来那是什么样的方法，也就无处模仿。没有方法，就无法知道。即使将来万一十分幸运地发现了认识万物的方法，可以证明所谓“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也恐怕在实践上做不到。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动用能量，要证实万物理论，物理实验所需动员的能量级别可能相当于恒星，甚至整个星系，乃至整个银河系，或许还更大，但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从做事情需要能量这个简单事实就可以证明神秘主义者的幻想并无实效，只是幻觉，那些声称知道万物秘密的“大师”最多只能动用神经元“闪烁”几下的能量——假如真有如《三体》描述的那样“让整个宇宙闪烁”的魔术，可能就有三分说服力了。

无论多么困难而终究能够解决的问题属于科学，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成为哲学问题，如果非想要一个答案不可，就变成了神学。必须承认，尽管有点不好意思，在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错误答案。

二、怀疑论是思想分界线

哲学必须是反思的，否则不是哲学，而反思的底色是怀疑论。以怀疑论为起点，最终还是以怀疑论为终点的思维是彻底的哲学，就像苏格拉底、休谟、维特根斯坦那样的哲学。反思性的哲学最不讨好，这不仅因为更多的人不是怀疑论者，还因为反思的哲学从来没有回答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人们对答案的兴趣远远大于对问题的兴趣。无论多么荒谬的答案都会使一部分人激动不已。

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似乎理所当然需要答案，可惜就是没有答案。未必不存在答案，但没有寻找那些答案的方法，因此等于没有答案。可是我们凭什么追问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呢？这是个仿苏格拉底的问题。在Meno篇里有个美诺悖论：我们凭什么认识原本不认识的对象？既然从来不认识，那么，即使有幸遇到了，我们也认不出来那就是我们不知道而想知道的对象，因而必定错过。结论是，我们不可能认识本来不认识的事情。这个似是而非的美诺悖论是怀疑论的起源。美诺悖论的论证其实有若干错误，其中一个关键错误是，如果一个事物是我们不认识的，那么必定显示出超出已有知识的某种显眼的差异性，人们不可能无视差异性，因此差异性一定成为新知识的出发点，意识必定要求能够表达和解释差异性的新概念和理论，可以说，差异性就是新知识的路口。虽然美诺悖论的论证是错的，但提出的怀疑论问题却是深刻的，暗示了一种反思的方法。如果不去求助于宗教性或神学的解释，哲学不可能超越怀疑论，怀疑论就是哲学的天花板，至今哲学还没有找到比怀疑论更强的方法。没有方法就是没有办法。

在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清单里，我猜想，幸福一定是其中之一。幸福成为难题实在有些不合理，因为其实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幸福，或者说，幸福是自知的，难点在于不知道获得幸福的方法。我在《论可能生活》里讨论了大概率能够获得幸福的两种方法：优先做自成目的之事；优先赠送别人幸福（细节说来话长，就不复述了）。然而更难的是，即使幸福有了方法，还是往往在实践上做不到。这件事情就比较奇怪了。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不利条件，其一是社会不公正，另外的我不知道。真正的终极秘密，不存在解密方法。即使老子、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也不知道终极秘密。

对很多人来说，比起幸福，生死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早期人类在获得自觉意识之后，首先发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可能就是死亡。一个存在变成了不存在，存在的概念破碎了。死亡是“不存在”的可见标识，而“不存在”在“存在”的维度上是无法理解的，这个“存在论震撼”是最需要解释的事情。有个旁证，墓葬在所有早期文化里都是一个最显要最认真的构成部分，可见对死亡的重视程度。无论墓葬多么隆重严肃，死亡却一直是人难以直视的事情，除非是与众不同的人才能无视死亡。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说，死亡不是生活里的一个事件，因此不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不知道人们对如此泰然超越的洞见是否感兴趣。海德格尔关于“向死而生”的理论十分出名，他指出死亡是最为“本真的”经验——新的译法是“本己的”，似乎更准确一些，全面的意思是仅仅属于自己、别人绝不能代替的最真实的经验。这种沉重关怀与维特根斯坦的“冷心肠”理解就非常不同了。死亡本身确实不是一个生活事件，不过海德格尔讨论的死亡并非死亡本身，而是一个面向死亡的问题，以及“正在死”的经验，可以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正在死的经验过程，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向死而生”并不是惊人的新发现，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乃至于三段论最喜欢选择“每个人都会死”这个据说绝对可靠、肯定没有反例的命题作为标准的大前提的例子。所有人都知道人终有一死，但大多数人还是千方百计地想活，即使徒劳，也期望有一个给人留有希望的答案。关于死亡的哲学或科学见解可能是正确的，但就像其他真理一样都比较令人失望，在死亡问题上最受欢迎的答案来自宗教、迷信或接近迷信的某种科学猜想，它们都给出人们特别想要的错误答案。不过，宗教不是迷信，而是对存在、世界和历史的一种理解，但独独就死亡问题而言，宗教的解释与迷信无异，可见在这件事情上人们实在想不出比迷信更受欢迎的解释。甚至偶尔有的科学也会对死亡给出近乎迷信的非科学猜想。这意味着，人们实在是太希望有一个变相不死的好办法，能够把死亡变成无限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故事段落。

死亡问题的实质是死后之“不朽”（immortal）或变相永生的可能性。常见有几种有竞争力的想象：（1）立德、立功、立言而活在历史中。这是中国传统推崇的不朽。它意味着，一个人如果创造了历史，就与历史同在而变相不朽，所谓名垂青史。但实质上是“名”活着，人终究死了，因此并非最令人满意的解释。（2）生物遗传。人们寄希望于子孙万代，所有生命都知道这个方法，生命的根本任务几乎就是基因复制。不朽的基因虽然确实是在生物上活着，但复制仍然并非本人活着，所以人们还是不满足，人们更希望能够自己活着，而不仅仅是活在复制中。于是（3）更有吸引力的答案是转世，每个人都可以投胎重新活过乃至无穷。但转世论有风险，既不能保证成功转世，更不能保证良好的转世，有可能总是转世去过悲惨生活，这个风险的概率极大，因为人世间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点悲惨，苦多乐少。（4）一神论宗教的天堂论是另一种富有吸引力的答案，没有转世风险的缺点，但灵魂的永生只是纯粹精神的不朽，很多人并不想舍弃肉身。因此（5）人们指望无所不能的科学可以创造真正令人满意的永生。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案是数字化的信息永生，但这个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并不比以上各种传统方法更有魅力。真正具有完全吸引力的想象是，依靠基因技术或人机合一的方式去创造永生的个体生命，至少能够不断复活。但这个方法疑点很多，就目前所知的科学来看，仍然属于科幻。即使是未来无比强大的科学技术，也恐怕不可能超越生命的本质。生命之所以是生命，一个本质就是生命的有限性。但无论如何，永生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也表现了一个终极问题如何从哲学问题很快变成神学问题的典型模式。

永生问题有一个有趣的附属问题，或许更值得反思。人们似乎不仅想要永生，而且还想要活在人类世界里。这意味着人类终究对人类生活最感兴趣，即使永生也不想要别的生活，还想继续过人间生活。可是，人间生活真的那么好吗？不知道，我们缺乏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就像蜜蜂和鳄鱼也不能想象另一种生活。各种神话、童话和宗教以及各种乌托邦想象的好过人间的生活其实与人间生活非常相似，在基本逻辑上几乎相同，只不过删除了人间里不想要的那些事情，只留下想要的好事。显然，人的想象力因为受困于俗世而不可避免地平庸化。然而，一切都是好事的世界是个不可能的世界，要点不在于遥不可及，而是在存在论上不合理。比如说，每个人都完全自由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彻底失序的混乱世界，而混乱（chaos）正是世界（cosmos）的反面；又比如，一个在所有事情上人人平等的世界，那就等值于一个热寂世界，是一个没有任何活力的死世界。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想象力终究都受困于真实的平庸世界，没有能力去想象真正不可思议的超越存在。人类确实想出一些真正超越的存在，但仅见于发现无理数之后的数学和量子力学之后的物理学，看来数学和物理学才是人类想象力之极值，比起文学艺术要豪横狂野得多。除了数学，不可能表达和理解五维以上的时空存在，那是语言说不清楚也画不出来的存在状态。人们终究宁愿要真实生活，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即使真实生活里坏事多于好事，也还不算太令人失望，更要命的迷惑是，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其实甚至不知道生活的意义何在。

存在的意义大概是最彻底的终极问题，属于形而上学清单里的顶级问题。如果把问题缩微到具体的人类身上，就是无数人感到困惑的生活意义。据说梁漱溟有过一个机智的回答，但不是解答。有个年轻人问他生活有何意义，他反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显然，这个问题无解，问了也无意义，但“为什么要问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却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首先，关于“意义”的意义就不清楚，恐怕要归入“没有正确提问”的问题之一。

如果“意义”是一个封闭概念，即一个可定义的有限概念，那么就容易确定一件事情是否有意义。有限意义的落实点是目的或目标，如果一件事情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就证明了意义。在有着明确目标的事情里，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做什么是有意义的。比如一个战役的目标是夺取A地，或者演算一道数学题，或者想上大学，或者找工作，这些事情的意义都因为被限定而很清楚，其意义的概念是可以定义的，是在有限步骤里可以完成的目标。可以说，一个有限的目标就是意义，封闭概念里的意义才是可确定的意义，只有鼠目寸光才能看见明确的意义。但如果意义是个开放性的概念，那就比较复杂了，意义不再是个终点，而变成了一个生长过程，永远在生长中，于是，意义就是所有不确定的后继事件的效果，或者说，意义即不可预定的未来。比如一个历史事件是否有意义，或有多大的意义，都取决于后来的历史演化，还取决于遥远未知的未来。至于终极意义，那就无从知道了，相当于要求知道无穷数列的最后一数，这显然做不到。哲学家寄希望于人的理性，据说理性的规则与一切存在的规律是一致的，因此理性应该能够理解无穷可能性。可惜这是个无法证明的一厢情愿假设，而且“应该”不等于“能够”。要证明理性与存在的无穷可能性是一致的，也需要先知道无穷可能性，而这是想象中的全知能力，是仅仅属于上帝的能力。沃格林认为现代理性也是一种灵知主义，似乎有些道理。

形而上学提出了许多属于上帝级别的问题，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就难免走向神学的解释，可是神学的解释在本质上只是故事，并非必然的答案。似乎只好说，对于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都不存在能够找到终极答案的方法。怀疑论的基本方法就是悬搁，即对绝对或终极答案不置可否，以便理解本来就能够理解的事情。维特根斯坦提示了，哲学思考不是要去远方，而是留在原地。但人类还是永远向往不可能的“远方”。

原载：《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

来源：天府新论公众号 2025-08-03